1941年,第二次世界大戰正打得如火如荼。有一天,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著名統計學家沃德教授(Abraham Wald)
遇到了一個意外的訪客,那是英國皇家空軍的作戰指揮官。
他說:「沃德教授,每次飛行員出發去執行轟炸任務,我們最怕聽到的回報是:『呼叫總部,我中彈了!』 請協助我們改善這個攸關飛行員生死的難題吧!」
沃德接下這個緊急研究案,他受委託分析德國地面砲火擊中聯軍轟炸機的資料,並且以統計專業,建議機體裝甲應該如何加強,才能降低被砲火擊落的機會。但依照當時的航空技術,機體裝甲只能局部加強,否則機體過重,會導致起飛困難及操控遲鈍。
沃德將聯軍轟炸機的彈著點資料,描繪成兩張比較表,沃德的研究發現,機翼是最容易被擊中的部位,而飛行員的座艙與機尾,則是最少被擊中的部位。
沃德詳盡的資料分析,令英國皇家空軍十分滿意。但在研究成果報告的會議上,卻發生一場激辯。
負責該專案的作戰指揮官說:「沃德教授的研究清楚地顯示,聯軍轟炸機的機翼,彈孔密密麻麻,最容易中彈。因此,我們應該加強機翼的裝甲。」
沃德客氣但堅定地說:「將軍,我尊敬你在飛行上的專業,但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,我建議加強飛行員座艙與機尾發動機部位的裝甲,因為那兒最少發現彈孔。」
在全場錯愕懷疑的眼光中,沃德解釋說:「我所分析的樣本中,只包含順利返回基地的轟炸機。從統計的觀點來看,我認為被多次擊中機翼的轟炸機,似乎還是能夠安全返航,而飛機很少發現彈著點的部位,並非真的不會中彈,而是一旦中彈,根本就無法返航。」
指揮官反駁說:「我很佩服沃德教授沒有任何飛行經驗,就敢做這麼大膽的推論,就我個人而言,過去在執行任務時,也曾多次機翼中彈嚴重受創,要不是我飛行技術老到,運氣也不錯,早就機毀人亡了,所以,我依然強烈主張應該加強機翼的裝甲。」
這兩種意見僵持不下,皇家空軍部部長陷入苦思。他到底要相信這個作戰經驗豐富的飛將軍,還是要相信一個獨排眾議的統計學家?由於戰況緊急,無法做更進一步的研究,部長決定接受沃德的建議,立刻加強駕駛艙與機尾發動機的防禦裝甲。
不久之後,聯軍轟炸機被擊落的比例,果然顯著降低。為了確認這個決策的正確性,一段時間後,英國軍方動用了敵後工作人員,蒐集了部份墜毀在德國境內的聯軍飛機殘骸,他們中彈的部位,果真如沃德所預料,主要集中在駕駛艙與發動機的位置。
看不見的彈痕最致命
乍看之下,作戰指揮官加強機翼裝甲的決定十分合理,但他忽略了一個事實:彈著點的分布,是一種嚴重偏誤的資料。因為最關鍵的資料,其實是在被擊落的飛機身上,但這些飛機卻無法被觀察到,因此,佈滿了彈痕的機翼,反而是飛機最強韌的部位。空軍作戰指揮官差點因為太重視「看得見」的彈痕,反而做出錯誤的決策。
這個案例有兩個特別值得警惕的地方。
死掉或被俘的人無法發表意見
第一,蒐集更多資料,並不會改善決策品質。由於彈痕資料的來源本身就有嚴重的偏誤,努力蒐集更多的資料,恐怕只會更加深原有的誤解。
第二,召集更多作戰經驗豐富的飛行員來提供專業意見,也不能改善決策品質,因為這些飛行員,正是產生偏誤資料過程中的一環。他們都是安全回航的飛行員,雖然可能有機翼中彈的經驗,但都不是駕駛艙或發動機中彈的「烈士」。
簡單的說,當他們愈認真凝視那些「看得到」的彈痕,他們離真相就愈遠。
資訊界有所謂「Garbage In, Garbage Out」,前提(或假設)若是錯誤,再漂亮的統計算式或方法、再多的資料,也不能讓後面的推論變得正確。
在管理實務與日常生活中,許多關鍵的資料,也像上述轟炸機的個案一樣,會因為「失敗」而觀察不到。
台大 劉順仁 教授在著作《決勝》一書中,對「存活者偏差(survivorship bias)」的舉例說明,是我讀過的書中最生動貼切又清楚的一個。
如果有一位70歲的老人在電視上說,他就是靠每天抽一包煙、嚼一包檳榔才能長壽,請想起「死人沒法上電視說話」這件事。同樣的道理,不是那個地方長壽的老人家吃或喝某東西,某東西就是養生聖品。